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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战后的复苏到如今“Z世代”的逐渐式微，日本黑帮再也难以重现昔日“山口组”的辉煌霸气。与此同时，一支拥有日本血统却讲着中文的中华系黑帮崛起，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所留下的血债，开始用暴力进行清算。
日本黑帮往事
展开剩余88%一提到日本黑帮，你脑海中会浮现出哪些画面？或许是那一身布满刺青的壮汉，那个响当当的名字“山口组”，还有他们永远笔挺、合身的黑色西装，抑或是北野武导演的电影《极恶非道》中，那些刀光剑影和冷峻眼神。然而，表面上看似威风凛凛的日本黑帮，其实发家史远没有想象中那样光鲜。
他们并非从社会底层的草根阶层中一夜崛起，也不是凭空诞生的庞大势力，而是从街头巷尾的小商贩、流浪汉和小混混聚集而成的松散群体。回溯到江户时代末期，随着幕府体制逐渐动摇，日本社会发生剧变。明治维新带来的现代化浪潮，使得传统的武士阶级地位急速下滑，曾经的武士特权一一消失，许多武士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方式。
其中一部分退役武士投身于开赌场、开妓院的地下生意，另一部分则转向暴力犯罪，组建帮派。他们结成兄弟会，逐步发展成有组织的团体，这就是日本最早的黑帮雏形——“Yakuza”。这一切的壮大，背后离不开二战后日本战败所带来的社会动荡。
1945年，日本战败投降，政府崩溃，国家由美军占领。大批军人退伍返乡，海外殖民地的日本平民纷纷回国，同时大量被强行征用的亚洲劳工涌入日本，人口激增。粮食短缺，物资紧张，配给制度难以为继，社会陷入混乱。饥饿和无助的人群遍布街头，暴力事件频发，这时，黑市逐渐兴起。
黑市一旦形成，就需要有力量来维持其地下秩序，而这正是黑帮组织的生存空间。美国占领军在某种程度上默许黑帮存在，一方面他们让黑帮帮忙维稳，一方面美军自己也参与其中赚钱。战后权力的空缺、物资短缺、黑市横行，这些因素让日本黑帮组织迎来了发展的春天。
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——山口组。这个名字在日本乃至世界黑帮史上都极具分量。山口组赚得第一桶金，便是朝鲜战争期间为美军运输军火。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军在日本驻扎，山口组承接了大量军事运输合同，金钱如潮水般涌入。那些原本游手好闲的混混们，开始穿上西装皮鞋，打理发型，逐渐步入黄赌毒的黑暗产业链。
朝鲜战争结束后，美军撤离，留下大量无人认领的房地产。山口组等黑帮趁机大量囤地，开启了快速致富的捷径。可是到了60年代，随着黑帮规模不断扩大，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，日本政府为塑造战后良好的国家形象，开始对黑帮展开打击。警方实行了被称为“第一最高战略”的行动，强势拆散了如“国粹会”这样的大型犯罪组织。
山口组则凭借快速转型和策略调整，成功躲过这一劫难。接着，1970年政府推行了“第二最高战略”，进一步打压黑帮，成员人数从鼎盛时的十多万减少到约六万人。8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，股市房市一片火热，黑帮也开始“洗手不干”，大量投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。那个时代的黑帮，更多转型为“商人”，打打杀杀的场面少之又少，帮派势力逐渐走向衰退。
90年代，经济泡沫破灭，股市房市大跌，失业率攀升，许多普通家庭陷入困境。面对艰难的生活，不少人被迫进入风俗业，而更多的男人则选择回归黑帮，从事收保护费、高利贷和赌博等业务，以求生存。实际上，日本黑帮的所有行为核心都围绕一个目标：赚钱。无论国运兴衰，他们总能顺应时代浪潮，从战乱中捞金，到繁荣中做买卖。
日本黑帮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，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承认黑帮合法存在的国家。战后日本宪法规定“结社自由”，允许民间自组织，但一旦“指定暴力团”行为失控，政府便会介入。1985年，山口组首领去世后内部爆发权力争斗，导致25名黑帮成员死亡，警方和市民70余人受伤，社会震动，反黑声浪高涨。
为此，日本在1992年颁布了反黑帮法，2011年更推出《暴力团排除条例》。这些法律严厉限制黑帮成员的生活，例如禁止开银行账户、租房、进入公共浴场，甚至连与黑帮成员多次同桌吃饭、聚会或打高尔夫的人，也会被列入“接触过密”的黑名单。自此，日本黑帮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，势力大不如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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怒罗权，日本作的孽
如果说，日本黑帮的历史是日本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，那么与他们对立的中华系黑帮团体，则是日本自己种下的苦果。
在日本，除了以山口组为代表的传统黑帮外，还有一个特殊的组织——怒罗权。作为中国人，我们深知日本这个岛国对中国领土与资源的野心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关东军大举侵略中国东北，1934年建立了伪满洲国，实施大规模移民计划，妄图将东北纳入其版图。
1936年，日本又通过“满洲移民开拓推进计划”，试图从根本上控制这片土地。直到1945年8月9日，苏联对日宣战，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约700万侵华日军被遣返回国。然而，因撤退仓促，许多定居于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被遗留，成为所谓的“战争遗孤”。
这些战争遗孤中，许多女性融入了当地家庭，未成年儿童被中国人收养。他们被中国社会称为“战争遗孤”，在日本则被称为“中国残留日本人”。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，大部分战争遗孤陆续返回日本，但他们在回国后并未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可。因长期生活在中国，很多人不懂日语，难以适应日本社会，只能靠政府救济维生，成为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。
这些“夹在两国之间”的人，既不被完全接纳，也难以融入主流社会，逐渐形成一种被排斥的身份认同。由于相似的遭遇，这些战争遗孤开始抱团取暖，形成了反抗日本社会排斥的团体，其中最著名、最早出现的便是“怒罗权”。
怒罗权诞生于1988年东京葛西的“常盘寮”，这里是专门接纳战争遗孤后代的居住地。据统计，当地葛西中学的遗孤后代约有60名。为了自保，12名遗孤后代结成了“怒罗权”。“怒”代表被日本人欺凌激发出的愤怒，“罗”寓意将强敌击败的“罗汉”，“权”则象征维护自己权益的决心。
不同于日本官方认可的“指定暴力团”，怒罗权不受政府直接监管。他们没有复杂的规章制度，强调兄弟情义和血脉相连，因此在行动上更加狠辣无情。整个90年代，怒罗权成员高举写有“怒罗权”和“Chinese Dragon”的五星红旗，频频与日本暴走族、黑帮及持械警察发生冲突。
在《怒罗权 新宿歌舞伎町黑道的最新档案》一书中写道，怒罗权曾严正警告日本黑帮，凡是在日华人的保护费必须由怒罗权征收，任何试图侵犯他们地盘者，必将遭到严厉反击。
随着组织不断壮大，越来越多战争遗孤和中国偷渡者加入怒罗权，寻求庇护与机会。人数一多，江湖规矩逐渐形成，怒罗权从最初的暴走族，逐步发展成半正式的黑道团体。他们从事偷窃、抢劫、毒品贩卖、诈骗、收保护费等活动，几乎与日本黑帮无异。
然而，与山口组等有严格层级和集权统治的黑帮不同，怒罗权始终是一个松散的“部落联邦”，各自为政。其根本原因在于，成员间的最大纽带是对日本社会歧视的共同感受，但随着成员构成复杂化及社会敌视逐渐减弱，这种凝聚力大大削弱。同时，怒罗权缺乏传统黑帮严密的管理体系，难以形成真正的统一组织。
这些战争遗孤个体令人同情，但他们的不幸源于日本政府的失职。为了政治形象，日本政府将战争遗孤接回国，却未能给予他们平等的生活保障和社会接纳。怒罗权的产生，是这些遗孤积怨与暴力抗争的写照。
如今，日本政府对黑帮组织的打击愈发严厉，怒罗权也被列为重点整顿对象，组织面临分裂与解体的危机。打打杀杀的江湖岁月终将落幕，尽管政府有武力和法律手段重塑秩序，但那些永远找不到归宿的战争遗孤，未来依然充满未知与悲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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