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人生的惊险一瞬在小说中凝固下来,人带着对危险的后知后觉,继续步入生活与历史的潜流。
“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我就活在一条狗的身上。”
文|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
责任编辑|李慕琰

▲阮夕清,1976年生,江苏无锡人,当代小说家。(受访者供图)
人到中年,阮夕清再度拿起笔。
二十世纪末,阮夕清从职高毕业,在无锡一家商场做会计。人生按部就班,早在17岁即已定型。他拥有定点就业单位,毕业前即知将要过上怎样的人生。有次初中同学聚会,曾经的同班同学讲起大城市的地名,让他感觉遥远,是“出现在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上的名词”,他感到一阵慌张。
阮夕清对自己的青春感到可疑,因为它被抹除了未知,而别人的生活正急剧变化。
二十岁出头,他开始写作。作为文学青年,他的写作源自一种青春的情绪。他和去某艺术类高校上学的女同学通信,为在信中谈论艺术,大量翻阅、摘抄朱光潜等大家的美学观点,通信最后无疾而终,却推动了写作。他写了一篇名为《道家昆虫学》的小说,虽然他觉得小说写得“掉书袋”,却被文学刊物《小说界》的编辑看中,后来又陆续在《天涯》《百花洲》等刊物亮相。
之后多年,人生却陷入不间断的变动。
阮夕清从事过的职业不在少数,会计、收银员、房产策划、广告业务员……经历种种“魔幻现实”,人生始终没能达到稳定。他立志成为卡夫卡那样的作家,2011年甚至开了家名叫“卡夫卡”的书吧,在酒吧街,一边卖书,一边卖酒。书吧倒闭后,他一度一蹶不振。最近几年,他开办的阅读作文培训机构营收稳定,方才觉得人生行入稳定轨道。
年轻时,阮夕清对作家的想象,是1980年代的顾城和北岛,去大学演讲,拥有“明星效应”。他后来觉得,自己缺乏天赋以及自律,越写和想要成为的作家越远,他曾自费买了香港某出版社的书号,印出来的书至今堆在老房子里。2009年,索性停笔。
很长时间,写作与阅读为阮夕清提供了一种内向的安顿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遭遇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后,进行自我的“价值重整”。他清楚外界对自己的评价:“三十多岁的人了,没有安稳的工作,也没有房子。”
他记得有一次,还做保安时,去一家报社找朋友,等待间隙,他和报社的保安攀谈,说起自己也是保安。对方睥睨,言语里要和他区隔:“我这个保安跟你的保安不一样,(我是)事业编保安。”
阮夕清对这样的时刻坦然以对:“当你成为阅读者以后,社会上一些比较固化的秩序,在你这边会得到一个合理的重整,重整这个秩序它不在现实中发生,但它在你的现实中,在你看待生活的态度中会发生。”
父亲对阮夕清期望不高,“就是做一个保安”。他觉得父亲是“守旧派”,不希望孩子有太多变动,离开这份稳定工作后,他觉得父亲几乎将他放弃。
过去几年,他经历母亲去世、培训班人员大变动……人生行至半途,诸多难以排解的情绪,只能借由小说一吐为快。写作成为自我疗愈的窗口,他不再追逐一个缠绕着名利的“作家”头衔,而只是踏踏实实做一个“写作者”,让小说成为生活的一道支流与管道。
2025年,他出版自己的小说集《燕子呢喃,白鹤鸣叫》,书名取自《以塞亚书》,他曾告诉媒体书名背后所寄寓的况味:“呢喃也好,鸣叫也好,不同的发声腔调的背后是不同的人,他们发声,是希望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,正如这本小说集中,那些在暗处沉默的人,可以通过我的叙述让大家感知到,哪怕这个暗处,本来就藏在我们的体内。”

▲江苏无锡一家工厂。图文无关。(视觉中国 图)
01
用小说记录幸存时刻
阮夕清生在无锡一个平民家庭。父母是40后,曾下乡当知青,都“不是传统意义上爱读书的人”。小时候,母亲常买来世界名著的小人书,譬如《简·爱》之类的作品。父亲则从图书馆借来《金庸新著》《古龙巨著》之类的“伪书”,作者的名字就叫“金庸新”和“古龙巨”,里面涉及情色描写,父亲不想让他看到,两人就玩起“找与藏”的游戏。
他体察时代落在父母这一代人身上的重量:他们做过红卫兵,后来做知青、返城,进入本地的工厂,被很多人羡慕,工厂破产、转制潮到来后,又只能下岗,人生进入另一番面貌不同的轨道。母亲的单位破产后,成为菜场,她由车间主任变成菜场里扫垃圾的清洁工,依旧泰然处之。
“他们那代人是可以不断地接受自己新的身份的。”阮夕清想。
他曾听说父母的熟人,五十来岁,在饭店做服务员,因为摔破一只盘子和客人争吵,被领导批评,后来跳楼自杀。阮夕清猜测,对方或许难以忍受两份工作间的落差。“之前在工厂几十年,被老板骂和被客人指责,跟在工厂里跟领导交流,是两种不同的状态。”
阮夕清父母下岗时,正逢1990年代。出租车晚上出去跑活,需要人押车,父亲给人押车一个月就放弃,因为每次都吐得难受。后来,父亲在知青朋友的安排下,在银行找到一份保安工作。
无锡是轻工业城市。那时的白天,无锡的河边常能见到人们拿着磁铁,从河水里吸出管道废铁之类的工业残渣,父亲偶尔置身其中,吸点废料,卖掉换一点钱。他因此写下小说《运河铁人》,下岗工人从河里吸出一个钢铁做的机器人,登上本地报纸。一段历史的遗迹,原本被淹没在河水之中,后来人为寻生计,机缘巧合下又将其打捞出来。
阮夕清一度对现实中的这条河感觉惊讶:“前面已经有人捞过的,就应该捞不出什么对吧?就像甘蔗啃过,没汁水的。但每次捞,总能捞点东西出来。”
阮夕清总是试图在小说中留住人的幸存时刻。不论是在时代的大潮中幸存,或是从身边人的恶意中幸存。最初,出版方计划在书封上印上: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者。他要求将“其实”换成“或许”。他说,有时人对自己曾经身处危险并无所知,因而也就无所谓“幸存”。
1990年代末,刚毕业的阮夕清曾在本地师范学校兼职摆摊卖书,钱挣不了多少,更多为了好玩。偶尔有黑社会大哥和小流氓在书摊前驻足,翻阅《故事会》,他感受到阅读与阅读其实没分别,“他们在阅读那一瞬间,我觉得下午的光打在他们身上还是蛮有气质的”。
小说集的开篇《华夏第一公园》,讲一个名叫陈国良的男人,在商场做保安,空余时间兼着卖书。一次,保安科抓到一个小偷,是陈国良的同学宋小东,在陈国良的面子之下,宋小东得以离开。后来,宋小东为偿人情,帮忙介绍不少旧书生意。
一次,宋小东和其他朋友把陈国良带到一间废弃的工厂,声称那里堆积大量旧书。陈国良原本兴奋,到达后却发现根本没有旧书,同行者举止也奇怪,于是愤然离开。
直到后来,陈国良偶然从其他“游民”朋友口中得知,他们当时和宋小东一起筹谋杀掉他,抢走他身上的七千块购书款。但宋小东一瞬间的道德感救下了陈国良,宋小东“觉得不好意思”,最终放弃。
人生的惊险一瞬在小说中凝固下来,人带着对危险的后知后觉,继续步入生活与历史的潜流。
阮夕清的小说里,常常出没宋小东这类“游民”。他说,所谓“游民”,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流浪汉,他们有家或工作,但精神世界无处安放。阮夕清认识很多这样的朋友,“可能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”。“已经是四五十岁,但很多状态还处在青春(期)混社会,只有在十七八岁才有的状态,他没有长大,包括他们的愤怒,他们的邪恶、暴力,都没有长大。”
阮夕清回顾这些年的经历,说自己其实一直渴望过上稳定生活,去城管队工作也是想之后能考取编制,但人生不遂己愿。他记得有一次,下了夜班回家,一个砖头砸过来,没砸中他,一个黑影唰一下跑走。“这样一种集体的‘得罪人’,最后落在我个体头上,后来我想,这事不能干,后来我又辞了,我还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人。”阮夕清说。
阮夕清一生想要寻求稳定的人生,但很长时间没能如愿,他形容生活如浪:“把你推到哪儿是哪儿,你不想变化,你想赶紧稳定下来,有些朋友是可以在这样一种生活中,把自己锚在那边的,但我是被生活推着走的,没有办法把它维系住。”

▲阮夕清常常写及情感失落中的人,这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况。(受访者供图)
02
“写作是我生活中的走神时刻”
年轻时,阮夕清志向宏大,想用小说承托厚重的文化。如今,小说在他看来变得简单不少,“就讲述我和我身边的生活”。
2020年疫情中,阮夕清重新开始写作。他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叫做《黄昏马戏团》,后来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上,得了“上海文学奖”的短篇小说奖。小说灵感来自培训班里一对双胞胎兄弟讲述的一则见闻:
兄弟俩在广场上看到有人在耍猴戏,耍猴人为追求效果,逼着两只猴子搂在一起,结果两只猴子不愿意,耍猴人就用鞭子去抽。鞭子不只落在两只大猴子身上,还抽及一旁的小猴子,几只猴子因而暴动,对着耍猴人大打出手。
“因为是猴戏,那些猴子手上有木刀、塑料红缨枪、盾牌,头戴小帽子,看上去就像动画片一样的,猴子手里拿着刀跟一个人干起来了。”阮夕清听完,始终不忘那个场景,他想到小时候遇到类似的事,耍猴人将猴子逼急了,猴子追着人咬。“他们讲的故事,唤醒了我自己生活中的某处记忆,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形成了重叠。”
小说里,故事变了形:耍猴人带着一只公猴、母猴和小猴表演,围观者中有一群本地的小混混,恶趣味地提出要看猴子表演交配。耍猴人收下钱,难以实现这样的恶趣味,在对方的逼迫下,猴与耍猴人之间的矛盾爆发。猴子们之后奔逃,耍猴人也卖掉马戏团里的其他动物,骑马离去。人群里的一个恶意玩笑,让一个马戏团分崩离析。
阮夕清常常写及情感失落中的人,并认为这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况。
母亲去世后,他在网络上搜索母亲的名字,想要探访与母亲同名者的生活,但因疫情,计划搁置。后来,在以此为灵感的小说《八音枪》中,他写丧子的父亲,四处寻找和儿子同名同姓的人进行访谈,试着在他们身上,看到儿子没机会经历的人生的可能性。阮夕清写道,这种想法类似科学怪人弗兰克斯坦,在无数尸体中选择四肢、器官和大脑,试图“复活”一个人。
母亲去世后,阮夕清情感压抑,难以排解。他想起曾听人说起关亡——一种民间的“通灵术”,可以通过关亡者与亡者的鬼魂对话。他不信鬼神,但决定借由关亡纾解内心情感的淤积。
在排队等候关亡时,他看到一对父子,父亲捏捏儿子的肩膀,握握手,像极电影中父对子的鼓励。70后阮夕清观察,他的父母一辈难把“爱”挂在嘴边,总是以更曲折、含蓄的方式表达。因此,小说中,父亲与关亡者合谋演戏,让儿子和已逝的母亲“对话”,内心巨大的空洞因此被弥补。
“这个小说是直接由我生活衍生出来的。”阮夕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起关亡,“看上去很迷信,其实就是个传统。我们还是捡起了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,作为生活的弥补。”
阮夕清说,写作对自己而言,是人生的“走神时刻”。人人在年轻时或许都经历过在课堂上走神的瞬间,他把走神时刻放大到之后的人生中。别人都在按部就班,只有自己眼睛发直,脑子在走神想别的。中年人阮夕清再度拿起笔时,他发现,一旦进入写作,无所谓物理世界里中年、青年之分,“你的视角、你的心就是你的时间”。
还能写作,阮夕清因而觉得自己是“青春梦想的幸存者”。他想起父亲曾形容他“活在狗身上”,这是无锡方言里一句骂人的话,“一个人没心没肺,没什么心思,整天吃喝玩乐,傻乐、不懂事”。
当写作开始时,阮夕清说,社会所认定的价值秩序,认定的人应该怎么去过生活,认定的一个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该有的生活状态,都不再重要。“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我就活在一条狗的身上。”
校对:星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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