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的惊险一瞬在小说中凝固下来，人带着对危险的后知后觉，继续步入生活与历史的潜流。
“我开始写作的时候，我就活在一条狗的身上。”
文｜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
责任编辑｜李慕琰
▲阮夕清，1976年生，江苏无锡人，当代小说家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人到中年，阮夕清再度拿起笔。
二十世纪末，阮夕清从职高毕业，在无锡一家商场做会计。人生按部就班，早在17岁即已定型。他拥有定点就业单位，毕业前即知将要过上怎样的人生。有次初中同学聚会，曾经的同班同学讲起大城市的地名，让他感觉遥远，是“出现在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上的名词”，他感到一阵慌张。
阮夕清对自己的青春感到可疑，因为它被抹除了未知，而别人的生活正急剧变化。
二十岁出头，他开始写作。作为文学青年，他的写作源自一种青春的情绪。他和去某艺术类高校上学的女同学通信，为在信中谈论艺术，大量翻阅、摘抄朱光潜等大家的美学观点，通信最后无疾而终，却推动了写作。他写了一篇名为《道家昆虫学》的小说，虽然他觉得小说写得“掉书袋”，却被文学刊物《小说界》的编辑看中，后来又陆续在《天涯》《百花洲》等刊物亮相。
之后多年，人生却陷入不间断的变动。
阮夕清从事过的职业不在少数，会计、收银员、房产策划、广告业务员……经历种种“魔幻现实”，人生始终没能达到稳定。他立志成为卡夫卡那样的作家，2011年甚至开了家名叫“卡夫卡”的书吧，在酒吧街，一边卖书，一边卖酒。书吧倒闭后，他一度一蹶不振。最近几年，他开办的阅读作文培训机构营收稳定，方才觉得人生行入稳定轨道。
年轻时，阮夕清对作家的想象，是1980年代的顾城和北岛，去大学演讲，拥有“明星效应”。他后来觉得，自己缺乏天赋以及自律，越写和想要成为的作家越远，他曾自费买了香港某出版社的书号，印出来的书至今堆在老房子里。2009年，索性停笔。
很长时间，写作与阅读为阮夕清提供了一种内向的安顿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遭遇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后，进行自我的“价值重整”。他清楚外界对自己的评价：“三十多岁的人了，没有安稳的工作，也没有房子。”
他记得有一次，还做保安时，去一家报社找朋友，等待间隙，他和报社的保安攀谈，说起自己也是保安。对方睥睨，言语里要和他区隔：“我这个保安跟你的保安不一样，（我是）事业编保安。”
阮夕清对这样的时刻坦然以对：“当你成为阅读者以后，社会上一些比较固化的秩序，在你这边会得到一个合理的重整，重整这个秩序它不在现实中发生，但它在你的现实中，在你看待生活的态度中会发生。”
父亲对阮夕清期望不高，“就是做一个保安”。他觉得父亲是“守旧派”，不希望孩子有太多变动，离开这份稳定工作后，他觉得父亲几乎将他放弃。
过去几年，他经历母亲去世、培训班人员大变动……人生行至半途，诸多难以排解的情绪，只能借由小说一吐为快。写作成为自我疗愈的窗口，他不再追逐一个缠绕着名利的“作家”头衔，而只是踏踏实实做一个“写作者”，让小说成为生活的一道支流与管道。
2025年，他出版自己的小说集《燕子呢喃，白鹤鸣叫》，书名取自《以塞亚书》，他曾告诉媒体书名背后所寄寓的况味：“呢喃也好，鸣叫也好，不同的发声腔调的背后是不同的人，他们发声，是希望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，正如这本小说集中，那些在暗处沉默的人，可以通过我的叙述让大家感知到，哪怕这个暗处，本来就藏在我们的体内。”
▲江苏无锡一家工厂。图文无关。（视觉中国 图）
01
用小说记录幸存时刻
阮夕清生在无锡一个平民家庭。父母是40后，曾下乡当知青，都“不是传统意义上爱读书的人”。小时候，母亲常买来世界名著的小人书，譬如《简·爱》之类的作品。父亲则从图书馆借来《金庸新著》《古龙巨著》之类的“伪书”，作者的名字就叫“金庸新”和“古龙巨”，里面涉及情色描写，父亲不想让他看到，两人就玩起“找与藏”的游戏。
他体察时代落在父母这一代人身上的重量：他们做过红卫兵，后来做知青、返城，进入本地的工厂，被很多人羡慕，工厂破产、转制潮到来后，又只能下岗，人生进入另一番面貌不同的轨道。母亲的单位破产后，成为菜场，她由车间主任变成菜场里扫垃圾的清洁工，依旧泰然处之。
“他们那代人是可以不断地接受自己新的身份的。”阮夕清想。
他曾听说父母的熟人，五十来岁，在饭店做服务员，因为摔破一只盘子和客人争吵，被领导批评，后来跳楼自杀。阮夕清猜测，对方或许难以忍受两份工作间的落差。“之前在工厂几十年，被老板骂和被客人指责，跟在工厂里跟领导交流，是两种不同的状态。”
阮夕清父母下岗时，正逢1990年代。出租车晚上出去跑活，需要人押车，父亲给人押车一个月就放弃，因为每次都吐得难受。后来，父亲在知青朋友的安排下，在银行找到一份保安工作。
无锡是轻工业城市。那时的白天，无锡的河边常能见到人们拿着磁铁，从河水里吸出管道废铁之类的工业残渣，父亲偶尔置身其中，吸点废料，卖掉换一点钱。他因此写下小说《运河铁人》，下岗工人从河里吸出一个钢铁做的机器人，登上本地报纸。一段历史的遗迹，原本被淹没在河水之中，后来人为寻生计，机缘巧合下又将其打捞出来。
阮夕清一度对现实中的这条河感觉惊讶：“前面已经有人捞过的，就应该捞不出什么对吧？就像甘蔗啃过，没汁水的。但每次捞，总能捞点东西出来。”
阮夕清总是试图在小说中留住人的幸存时刻。不论是在时代的大潮中幸存，或是从身边人的恶意中幸存。最初，出版方计划在书封上印上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者。他要求将“其实”换成“或许”。他说，有时人对自己曾经身处危险并无所知，因而也就无所谓“幸存”。
1990年代末，刚毕业的阮夕清曾在本地师范学校兼职摆摊卖书，钱挣不了多少，更多为了好玩。偶尔有黑社会大哥和小流氓在书摊前驻足，翻阅《故事会》，他感受到阅读与阅读其实没分别，“他们在阅读那一瞬间，我觉得下午的光打在他们身上还是蛮有气质的”。
小说集的开篇《华夏第一公园》，讲一个名叫陈国良的男人，在商场做保安，空余时间兼着卖书。一次，保安科抓到一个小偷，是陈国良的同学宋小东，在陈国良的面子之下，宋小东得以离开。后来，宋小东为偿人情，帮忙介绍不少旧书生意。
一次，宋小东和其他朋友把陈国良带到一间废弃的工厂，声称那里堆积大量旧书。陈国良原本兴奋，到达后却发现根本没有旧书，同行者举止也奇怪，于是愤然离开。
直到后来，陈国良偶然从其他“游民”朋友口中得知，他们当时和宋小东一起筹谋杀掉他，抢走他身上的七千块购书款。但宋小东一瞬间的道德感救下了陈国良，宋小东“觉得不好意思”，最终放弃。
人生的惊险一瞬在小说中凝固下来，人带着对危险的后知后觉，继续步入生活与历史的潜流。
阮夕清的小说里，常常出没宋小东这类“游民”。他说，所谓“游民”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流浪汉，他们有家或工作，但精神世界无处安放。阮夕清认识很多这样的朋友，“可能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”。“已经是四五十岁，但很多状态还处在青春（期）混社会，只有在十七八岁才有的状态，他没有长大，包括他们的愤怒，他们的邪恶、暴力，都没有长大。”
阮夕清回顾这些年的经历，说自己其实一直渴望过上稳定生活，去城管队工作也是想之后能考取编制，但人生不遂己愿。他记得有一次，下了夜班回家，一个砖头砸过来，没砸中他，一个黑影唰一下跑走。“这样一种集体的‘得罪人’，最后落在我个体头上，后来我想，这事不能干，后来我又辞了，我还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人。”阮夕清说。
阮夕清一生想要寻求稳定的人生，但很长时间没能如愿，他形容生活如浪：“把你推到哪儿是哪儿，你不想变化，你想赶紧稳定下来，有些朋友是可以在这样一种生活中，把自己锚在那边的，但我是被生活推着走的，没有办法把它维系住。”
▲阮夕清常常写及情感失落中的人，这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况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02
“写作是我生活中的走神时刻”
年轻时，阮夕清志向宏大，想用小说承托厚重的文化。如今，小说在他看来变得简单不少，“就讲述我和我身边的生活”。
2020年疫情中，阮夕清重新开始写作。他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叫做《黄昏马戏团》，后来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上，得了“上海文学奖”的短篇小说奖。小说灵感来自培训班里一对双胞胎兄弟讲述的一则见闻：
兄弟俩在广场上看到有人在耍猴戏，耍猴人为追求效果，逼着两只猴子搂在一起，结果两只猴子不愿意，耍猴人就用鞭子去抽。鞭子不只落在两只大猴子身上，还抽及一旁的小猴子，几只猴子因而暴动，对着耍猴人大打出手。
“因为是猴戏，那些猴子手上有木刀、塑料红缨枪、盾牌，头戴小帽子，看上去就像动画片一样的，猴子手里拿着刀跟一个人干起来了。”阮夕清听完，始终不忘那个场景，他想到小时候遇到类似的事，耍猴人将猴子逼急了，猴子追着人咬。“他们讲的故事，唤醒了我自己生活中的某处记忆，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形成了重叠。”
小说里，故事变了形：耍猴人带着一只公猴、母猴和小猴表演，围观者中有一群本地的小混混，恶趣味地提出要看猴子表演交配。耍猴人收下钱，难以实现这样的恶趣味，在对方的逼迫下，猴与耍猴人之间的矛盾爆发。猴子们之后奔逃，耍猴人也卖掉马戏团里的其他动物，骑马离去。人群里的一个恶意玩笑，让一个马戏团分崩离析。
阮夕清常常写及情感失落中的人，并认为这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况。
母亲去世后，他在网络上搜索母亲的名字，想要探访与母亲同名者的生活，但因疫情，计划搁置。后来，在以此为灵感的小说《八音枪》中，他写丧子的父亲，四处寻找和儿子同名同姓的人进行访谈，试着在他们身上，看到儿子没机会经历的人生的可能性。阮夕清写道，这种想法类似科学怪人弗兰克斯坦，在无数尸体中选择四肢、器官和大脑，试图“复活”一个人。
母亲去世后，阮夕清情感压抑，难以排解。他想起曾听人说起关亡——一种民间的“通灵术”，可以通过关亡者与亡者的鬼魂对话。他不信鬼神，但决定借由关亡纾解内心情感的淤积。
在排队等候关亡时，他看到一对父子，父亲捏捏儿子的肩膀，握握手，像极电影中父对子的鼓励。70后阮夕清观察，他的父母一辈难把“爱”挂在嘴边，总是以更曲折、含蓄的方式表达。因此，小说中，父亲与关亡者合谋演戏，让儿子和已逝的母亲“对话”，内心巨大的空洞因此被弥补。
“这个小说是直接由我生活衍生出来的。”阮夕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起关亡，“看上去很迷信，其实就是个传统。我们还是捡起了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，作为生活的弥补。”
阮夕清说，写作对自己而言，是人生的“走神时刻”。人人在年轻时或许都经历过在课堂上走神的瞬间，他把走神时刻放大到之后的人生中。别人都在按部就班，只有自己眼睛发直，脑子在走神想别的。中年人阮夕清再度拿起笔时，他发现，一旦进入写作，无所谓物理世界里中年、青年之分，“你的视角、你的心就是你的时间”。
还能写作，阮夕清因而觉得自己是“青春梦想的幸存者”。他想起父亲曾形容他“活在狗身上”，这是无锡方言里一句骂人的话，“一个人没心没肺，没什么心思，整天吃喝玩乐，傻乐、不懂事”。
当写作开始时，阮夕清说，社会所认定的价值秩序，认定的人应该怎么去过生活，认定的一个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该有的生活状态，都不再重要。“我开始写作的时候，我就活在一条狗的身上。”
校对：星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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